1995年9月，来自21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5327名代表汇聚在北京怀柔，共同参加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即“北京世妇会”。从1975年首届世妇会起，每隔五年或十年，联合国都会召开一次关于妇女问题的世界会议，至1995年已是第四届。这场注定镌刻进历史的盛会主题为“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教育、健康和就业”则作为次主题出现。

1995年9月4日，北京，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正式欢迎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回望这场盛会，其思想财富愈发清晰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指出：“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精神不断催生积极变化。妇女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半边天’作用日益彰显，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成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当各类纪念活动遍地开花时，第五次世界妇女大会历经千呼万唤，却始终难觅踪影。三十年前的怀柔，究竟藏着怎样的密码？

一、平等、发展与和平：全球议程的深化与革新

1975年，在国际政治博弈目标和妇女运动诉求的调和下，第一次关于妇女地位的世界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会议将“平等、发展、和平”确定为妇女议程的三大主题。二十年后，虽然这些理念仍为全球妇女聚焦关注的公共议题，但新的世界格局为三大主题注入了新的内涵。世界不再简单划分为东西两大阵营，全球化进程也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深入。在妇女议题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转向多边合作的大背景下，各国妇女组织对于平等、发展与和平的认识也出现了新变化。

翻开1994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安全”概念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标志着发展议题从关注单纯经济增长转向对社会正义的探求。而此时全球各国立法机构成员中只有10%是妇女，全球女性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70%，性别不平等成为全球治理无法回避的议题。非洲结构调整计划导致女性贫困率大幅上升的案例，则揭示了现存发展模式对女性的隐性压迫。1990年代波黑战争中出现的系统性性别暴力、卢旺达大屠杀等，更是以残忍鲜活的事实证明和平缺失会直接摧毁性别平等的成果。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平等、发展与和平关系的全新理解，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决定沿用这一主题。

历经二十年风云激荡，三大主题在1995年北京世妇会上既显传承之韧，亦彰革新之锐。在平等领域，前三次会议从确立“男女平等”的普世定义到从国际法层面明确国家义务，再到关注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的巨大鸿沟，体现了从伦理呼吁到现实变革的趋势。至北京世妇会，会议不仅延续了对消除性别歧视的关注，还特别强调将性别观点纳入政策和方案制定的重要性，指出“赋予妇女权力和她们在平等基础上充分参加社会所有领域，包括参加决策进程和掌握权力的机会，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要求各级政府、国际组织和机构作出承诺，从而推动男女在权利、责任、机会及参与等方面实现真正的平等。

发展议题的演进折射出全球性别治理从理念倡导到制度实践的跃升。各届大会都认识到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注妇女在经济参与、减贫、健康与生育权等方面的状况。前三次会议逐步揭示了妇女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如跨国公司的剥削、经济结构调整对妇女的负面影响、生殖健康权利的缺失等问题。北京世妇会则在《行动纲领》中进一步指明了12个优先领域，并提出更为具体的行动措施和目标。如在经济方面，要求各国政府“以性别观点分析各项政策和方案”，并“分析其对贫穷、不平等尤其是对妇女的影响”；在教育方面，提出“制定和执行针对妇女、尤其是青年妇女和再进入劳动市场的妇女的教育、培训和再培训政策”的方法。

和平议题则将“避免战争”升华为“性别化安全治理”。至北京世妇会召开前，冷战结束使得国际武装冲突威胁减少，和平可能性增加。但世界部分地区仍继续受到侵略战争、内战和恐怖主义等的威胁，伴随战争而来的是种种侵犯妇女人权的行为，包括“杀害、酷刑、有系统的强奸、强迫怀孕和强迫堕胎”。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相关数据，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行动中妇女幸存者的绝大多数都受到过性侵犯。战时难民营中的女性常被迫以性交换取食物。这些惨痛教训推动北京世妇会更加注重从性别视角审视和平问题，强调妇女不仅是冲突的受害者，也应成为和平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至此，和平不再是地缘政治的附庸，而是指向资源分配、环境正义、身体主权的结构性改革，标志着妇女权益运动更为深入地嵌入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

二、从纲领到落地：构建性别平等的行动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世妇会的主题强调实践，即“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并通过机制创新与量化革命，推动全球妇女运动从理念倡导转向务实行动。这一改变与前三次会议积累大量宣言承诺，但执行乏力有关。前者如墨西哥城会议通过了《世界行动计划》，但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机制配套保障；哥本哈根会议虽强调就业、保健和教育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并未设定量化目标，造成实际执行过程无法评估实施效果；更有统计数据显示，1985-1995年间，全球女性议会代表比例仅从10%升至11%，这些都促使北京会议在三大议题上的讨论更具实践导向，其所通过的《行动纲领》包含300多项具体行动措施，如在平等方面，提出“各国设立性别预算”，要求政府在财政预算中专门考虑性别因素，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以促进妇女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平等发展。

国家报告审查机制的引入为确保各项行动措施有效落实“保驾护航”。根据大会要求，各国政府需要定期向联合国提交关于本国妇女事业发展的报告，详细阐述在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中采取的行动、取得的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妇女署据此定期发布进展评估，对成效进行监督评价。这种审查机制一方面促使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妇女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国际社会的监督和比较，形成激励效应，推动各国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妇女地位。

量化革命方面，北京世妇会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大会为消除哥本哈根会议未设置量化目标的弊端，在妇女事业发展上设定了一系列可测量目标，并配套详细的统计指南，确保实践成效的可测性达成。例如，《行动纲领》提出“大约1亿儿童包括至少6000万女孩还没有机会接受初级教育，全世界9.6亿成人文盲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妇女”，要求各国承诺“到2000年普及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确保至少80%的学龄儿童完成初等教育；到2005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两性的差距，到2015年在所有国家普及初等教育”，确保男女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教育资源和学习条件。

此外，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作为世妇会的补充平台，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参与，推动了政策对话，为草根力量参与国际议程提供了实践路径。全球3.1万名参与者以艺术表达、文化展示等形式传递诉求，为会议注入多元视角。部分代表还通过诗歌、戏剧等创意方式隐喻性别不平等问题，引发与会者对妇女社会角色的反思。不同地区的文化互动也展现了全球妇女运动的多样性与凝聚力。

1995年8月30日至9月8日在怀柔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政府组织论坛上与会者。

三、教育、健康、就业：撬动女性赋权的三大支点

关于次主题的确立始于1980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就业、保健与教育三大领域被单列讨论。但执行乏力导致三大问题仍然突出。如哥本哈根会议倡导“同工同酬”，但至1995年，欧盟管理层性别薪酬差仍达26%。在北京世妇会筹备委员会收到的近两百份国家报告中，这三项议题的提及率显著高于其他议题，构成最大公约数。因此，时隔十五年，教育、健康、就业作为最具杠杆效应的支点，依旧被视为妇女赋权的基础。

北京世妇会的讨论直接触及妇女教育、健康和就业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从资源配置、政策法规、制度变革等方面寻求治理良方。在妇女教育方面，大会以资源配置公平性为核心突破，通过精准的量化框架重塑全球教育平等实践路径。前三次会议仅泛泛提及“教材应避免性别刻板印象”“消除文盲”目标和“女童辍学率高于男童”的问题，但并未设定量化指标和相关设施改进举措，也缺失统计监测体系。而北京世妇会不仅对教材中缺少女科学家等性别歧视内容予以深入论述，还设定了“2000年基础教育性别平等”等目标，并配套行动措施、统计指南和监督体系确保教育资源配置平等，使未竟议题得到聚焦与落实。

妇女健康方面，北京世妇会注重将健康权主张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策工具，以期撬动传统禁忌领域的制度革新。具体来讲，前三次会议仅关注“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未深入讨论职业风险。生殖健康权也因受冷战意识形态压制、宗教信仰限制等，未被写入文件。至1995年，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生殖健康危机、女性职业健康盲区以及艾滋病等问题。北京世妇会在《行动纲领》中首次定义“生殖健康权”，并将家务劳动纳入健康风险评估，并提出各国政府应“酌情审查和修改可能致使妇女易受HIV/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染疾病感的法律和取缔这类习俗”的要求。

妇女就业方面，北京世妇会在墨西哥城会议的“同工同酬”口号和哥本哈根会议提出“消除职业隔离”的基础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将性别平等诉求转化为可验证的经济治理实践，开创性地运用制度性工具破解结构性壁垒。北京世妇会召开时，由显性歧视、技术冲击和非正规经济问题等构成的玻璃天花板限制着女性的发展。面对种种现实困境，北京会议要求企业披露员工性别比例，核算无酬家务劳动经济价值，推动非正规经济正规化，并通过数据与制度推行系统性变革，完成了从宽泛诉求到精准锁定关键点的转变。

四、回望与前行：北京精神的全球回响与未来使命

1995年9月15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胜利闭幕。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各有差异，代表们对性权利、避孕、堕胎的态度也存在诸多争议，但经过艰苦的反复磋商，189个成员国最终一致接受了小组报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通过特使基塔尼在闭幕式上表示，北京世妇会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作为秘书长我愿意接受挑战：给妇女赋予权利，给人类赋予权利”。大会主席陈慕华最后发言强调，《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作为共同努力的结晶，将成为各国政府实现男女平等的指导方针，呼吁大家携起手来，为更加美好的21世纪共同努力。

时至今日，北京世妇会播下的变革火种，仍在全球范围内穿越制度惰性与文化惯性的荆棘之地。尽管《行动纲领》提出了“大量增加所有政府和公共行政职位的妇女人数以期达成男女人数均等”的愿景，但截至2024年年初，全球女性议员的比例仅为26.9%。虽然未兑现的期望构成了第五次世妇会迟迟没有到来的现实原因，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它的呼唤。2021年，联合国妇女署启动“世代平等论坛”，并发布加速实现性别平等的全球行动计划，敦促各国政府为多年前在北京世妇会做出的承诺负责。或许这正是北京世妇会带给我们的启示：妇女赋权从来不是线性进程，而是在目标与现实的永恒张力中螺旋上升的未竟之路。值此北京世妇会三十周年与妇女节交汇之际，愿“平等、发展与和平”的星火永续传递，全球妇女在破浪前行的征途上，步履铿锵，自由绽放。

参考文献：

[1]    李英桃著，女性主义和平学，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05，第103页。

[2]    王淑珍著，女人看世界，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02，第232-234页。

[3]    刘伯红，杜洁著，国际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 [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09，第53页。

[4]    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 下[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3.10，第289页。

[5]    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闭幕顺利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加利在书面发言中感谢中国政府为大会作出突出贡献[N]. 人民日报，1995-09-16（1）。